清华文学研究 | 袁先欣：五四百年祭：反思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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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对鲁迅来说是一个寻常的日子。当天他在日记中记下：“昙。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二册，是丸善寄来者。”[1]

正如当代一些研究者所试图证明的，对许多当时的亲历者而言，1919年5月4日所携带的重大历史意义，并不是在当天就立刻让人感觉到的，而是在后续的多次叙说中被逐渐建立起来的。鲁迅日记中所记录的这“平凡的一天”毋宁是一个佐证。然而，如果说这种“建构论”某种程度上尝试拆解和松动过于僵化的“五四”解释框架，以显露出其背后的另一个更真实、鲜活的“五四”，那么鲁迅的言说也同样是悖论式的。作为一个时时要揭戳穿“纸糊的假冠”的人，“新文化运动”的“名目”亦在鲁迅揭起之列[2]，然而，移居上海后的鲁迅也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五四”以及由“五四”带来的新文化蓬勃生气和战斗精神，构成了“文化城”北京真正的荣光[3]。在“五四”之后的分化和落潮时期，朋友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只留他一人“荷戟独彷徨”于旧战场，亦成为鲁迅难以忘怀的隐痛。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鲁迅并不是不清楚“五四”经由种种叙述“层累地造成”的过程，但这无损于他对某种“五四”精神的长久忠诚——或者可以说，鲁迅所忠诚的“五四”，并非组成那一日的物质细节，而恰恰是将其构建为一个精神空间的种种言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实践。

五四运动浮雕

不难设想，在“五四”逼近一百周年之际，种种对于“五四”的反顾连同争论，又将借纪念之名浮出水面。这并不是新的现象。周策纵即指出，由于“五四”知识分子在运动之后不久走向分化，“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和成就及其真正的领导者等问题迅速成为焦点”[4]，有关“五四”的回顾从此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解释的战场。周策纵在1970年代将争议各方的观点总结为三种：自由主义者认为“五四”是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认为“五四”招致了中国的大灾难，共产党人则将“五四”放置在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延长线上，将其界定为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5]。“五四”九十周年之际，杨念群指出存在着5种“五四八股”：作为一场单一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五四”、“面目狰狞”的“反传统”的“五四”、以批判“五四”为出发点为兴国学正名；从“个人解放”之成败来判定“五四”的意义；作为一场纯粹文化运动和学术积累、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五四”[6]。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关于“五四”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言说，促生了要逼近历史现场和还原真相的冲动。然而，正如鲁迅的态度所提示的，检讨“五四”的悖论恰恰在于，我们可能想象一个仅仅存在于某个确定“现场”和“真相”之中的“五四”吗？我们可能把有关“五四”的不同解释平行地摊开，然后从中择取一个最“客观”和最“中立”的吗？或者说，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百年来不断被占领的“象征空间”，“五四”反复被组织到不同的叙述和文化与政治力量之中，这个立体的、具有时间性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五四”的前提？

在后世的回顾中，周策纵的自由主义、保守民族主义与传统主义、共产主义“三分法”提供了一个简明同时影响深远的分析框架，某种程度上，杨念群所谓的不同“五四八股”亦可归纳合并入上述“三分”之中。上述三种立场之中，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的解读方式出现较早，几乎与“五四”同时发生，而共产党人的解读方式则要等到1939-40年毛泽东发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才告正式成熟——尽管在此之前，这一叙述当中的许多因素已经存在了。这一解读方式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主导大陆“五四”历史叙述的声音，直到1980年代开始受到挑战和冲击。尽管正如舒衡哲所指出的，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中，由不同群体各自所处的立场而来的不同“五四”面相（连同这些面相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始终存在的[7]，但仍然可以说，1940年代和1980年代构成了两个关键性的时段，在此之后，分属自由主义、传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解读方式之间力量对比的图谱发生了根本变化。

在1940年代之前，存在的两种主要的“五四”解读方式某种程度上可归结为“文化启蒙”式的和“政治运动”式的。自由主义者如胡适等人对“五四”文化面向的强调和放大，并反复重申1919年5月4日当天作为街头运动的政治事件事实上中断和阻挠了文化启蒙的开展[8]，最为典型地呈现出了他们对“五四”遗产的基本取向。另一方面，从孙中山到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们倾向于将“五四”主要地理解为一场色彩鲜明的学生爱国运动，不赞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流露出来的那种与中国传统相断绝的激进诉求，则与前者形成了张力关系。1920-3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毋宁摇摆在二者之间，一方面，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发展不啻是用“阶级”的范畴进一步扩充了“文化启蒙”的对象和范围，另一方面，进入1930年代之后日益显明的民族危机又必然要求左翼知识分子们在反思“五四”、肯定民族存续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现代与传统、新与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五四”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榫合，民族主义的和文化启蒙的诉求以“反帝”和“反封建”的形式被整合为“五四”的双重性质，从而确立了“五四”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无可取代的位置。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五四”叙述带有极强的策略性，它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的缝合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学理上的超越，不如说是出自强烈地论证共产党人革命合法性的冲动。也无需置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叙事能够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迅速取代自由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成为主导叙述，依托的是新政权所提供的现实政治力量的背书。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一叙述当中所携带的强烈的“政治”因素（及其在建国后的不断强化乃至泛化），引发了“新时期”以来对毛所确立的经典“五四”叙述的拆解。在1980年代以来针对“五四”的重新叙述当中，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在1986年发表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开篇，李泽厚重新区分了两个“五四”：“‘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反帝爱国运动。”[9]这一区分所完成的，不仅仅是回到1940年代之前作为“文化启蒙”的“五四”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之间的对抗关系，而且将1919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历史叙述为后者对前者的压抑和扭曲：在“严峻、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所谓你死我活的阶级、民族大搏斗中”，“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必然要遮蔽“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自由、个体的独立尊严”，从而，“救亡”的迫切需求逐渐压倒了“启蒙”的渐进改良[10]。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正如贺桂梅所指出的，潜藏在“救亡压倒启蒙”论背后的实际是1980年代的某种时代感觉，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五四”的重新解释与他们认知1980年代与文革的方式互相重叠，从而，伴随“救亡”革命而来的巨大暴力被归咎为中国的“传统”或“封建”因素，八十年代则被想象为朝向“现代”和“启蒙”开放的一个新“五四”阶段[11]。尽管作为一种历史解释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受挑战和质疑[12]，其知识根源和历史前提也经由此后的许多批评被陆续揭示出来[13]，但是，九十年代的后冷战和“告别革命”氛围以及学科建制化与学术操作精细化，却毋宁是进一步发展了和确证了“救亡压倒启蒙”论中的一些结构性阐释因素——如政治与文化、直接行动与间接启蒙、集体主义与个人解放之间的对立——尽管有时并不处在李泽厚本人的逻辑延长线上。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例子是，李泽厚曾将传统/封建视作救亡走向暴力、压抑个人自由等启蒙对立面的症结所在，当代的保守主义者们则视革命冲动本身为一种必然招致灾难的“现代”顽疾，双方的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却分享着共同的前提，即把“五四”到文革的革命序列视作中国危机的根源和应被克服的目标。

如果说，1940年代标识以毛泽东的“五四”叙述为核心的革命史叙述的崛起，那么1980年代对这一叙述的拆解所造成的真正后果，则是作为20世纪中国核心议题的“革命”在历史叙述中变得模糊不清了。杨念群在“五四”九十周年之际，曾将1980年代以来新起的种种“五四”解读归结为“‘自由主义’叙说”的潮流[14]，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去革命’叙说”。当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批判“五四”的同时往往也反对自由主义式的启蒙和渐进改革理想，他们与后者的共同点毋宁是对革命本身的不认可。但与此同时，更重大的问题还在于，围绕着毛泽东“五四”论述的，并不仅仅是对于“五四”本身的历史阐释，它同时构成了一整套革命史叙述的基本出发点。一个不常为人所讨论的细节是，在毛泽东的叙述当中，“五四”实际构成了中国“现代”的起点，而这个“现代”是有别于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代”的。那么，如何理解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现代”？一个简单的回答当然是鸦片战争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而“五四”则意味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始。但是，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以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开端，而必须放置在1919年的“五四”之上呢？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理解这样一种标识了中国“现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核和实质？

从建国之后到1980年代之前，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史的经典叙述都是以1919年的“五四”为起点的。尽管经典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完全不存在其他声音[15]，但大体上，这些叙述都沿用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基本框架，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诞生和发展作为“现代中国”最为重大的标志。王瑶在1951年初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界定为“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尽管新文学的提倡在“五四”前已经出现，“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的一翼的”[16]。胡绳则从“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来叙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从而，“五四”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不仅给“中国革命打开了一新的局面”，而且构成了“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划分开来”的依据[17]。

某种程度上，“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叙述也正是通过重新界定起点和分段的方式，来拉开自身与以革命为历史目的的新民主主义阐释框架之间的距离的——这一过程又与对“五四”的再阐释互为表里。现代文学史叙述框架的更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在1987年首次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现代文学的起点被前移到1917年的文学革命，这不仅仅是史实的修正，而且意味着一种新的“现代文学”观念的确立。作为一个“鲜明的界碑”，1917年的文学革命“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现代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其次“还是一个揭示这一时期文学的‘现代’性质的概念”[18]，因而，不再是以群众运动的“五四”为起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而是某种文化启蒙主义式或“文学现代性”式的新文化运动，被重新确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19]。

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尽管在1950年代中期即出现过有关近现代的分界究竟应放在1919还是1949的争论[20]，可是只有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以1949而非1919作为近现代史分界的方式才开始正式进入历史教材和主流著作。2006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十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出版，这套被誉为“了却了几代近代史学人的夙愿”[21]、吸纳了学界最新相关成果的近现代通史著作放弃了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近代史和现代史划分的节点，将1840年鸦片战争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统划入近代史范围内。在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中，主编张海鹏将全书基本主题概括为“民族独立”和“现代化”[22]，用“沉沦与上升”的“U字形历史进程”描绘历史的整体走向，并将该时段内构成重大历史转折的事件胪列阐述如下：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辛亥革命；中共成立、国民党一大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分裂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西安事变和卢沟桥事变；重庆和谈破裂和国共内战[2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叙事中，不仅“五四”不再作为近现代史的分界，甚至也不再被作为“重大历史转折”，相对应地，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与中华民国的建立，以及1921年中共成立，被放置到更具“转折性”的位置之上。如果说，1980年代之前，有关1840-1919年间历史的主流叙述模式是“三次革命高潮”论，1919年之后的部分则基本被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主导，那么在这套《中国近代通史》中，历史叙述的主体就不再是革命浪潮的起伏和承前启后，而是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中国的现代命运。在这一框架中，标志着群众运动和阶级觉醒的“五四”的位置相对被弱化，为国家政权的更替和政党成立所取代，显示出基本叙事重心和模式的转移。

在李怀印看来，1980年代初兴起的新启蒙史学开启了1980和90年代的“中国近现代史叙事的转型时期，即由颂扬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叛乱和革命，转向强调现代化和改革”[24]。类似的，贺桂梅也观察到，主导19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同样是某种以“现代化叙事”来取代“阶级斗争眼光”的冲动[25]。使得这一进程得以启动的关键，正是1980年代以来对于“五四”的再解释。然而，如果说1980年代的基本氛围，是通过排斥一个“五四”而回到另一个“五四”，那么在之后的发展中，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则是，尽管针对“五四”的纪念和争议还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但作为话题的“五四”似乎越来越限定于学术讨论的空间之内，而无法再像1980年代那样引发巨大的思想和社会能量。陈平原对这一趋势做了如下描述：“上世纪80年代，五四作为学习榜样和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时的思想解放运动；90年代，五四作为学术课题，在大学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渐失去影响社会进程的能力；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传统’‘国学’‘儒家’地位的不断攀升，五四话题变得有些尴尬，在某些学术领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对象。”[26]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重的，不过一个无法忽略的重要根源恰恰在于1980年代对于“五四”的再解释方式本身。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启蒙/救亡变奏”论将毛泽东论述中携带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的“五四”拆解为文化启蒙的（或“反封建”的）与反帝爱国的（或“反帝”的）两翼，这就在两个方向上创造了逻辑发展的空间：一方面，以文化启蒙和拒绝暴力革命、拥抱渐进改良为取向的自由主义现代化方案，实际上是以嫁接和摹仿某种发源自欧美的“普遍”现代模板为基本前提的，然而，这一方案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真正开端远非“五四”，毋宁说，早在民国初年、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从而，“改良现代”对于“革命现代”的取代，必然要求“现代”的起点从“五四”开始不断上移，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有关“现代”内容的定义本身发生了重大的转移，毛泽东通过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所区分开来的“近代”和“现代”，在这一转变中，毋宁都被吸入到了一个由1840年所开启的、至大无外的“近代”进程之中。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和“20世纪中国文学”等命题，以及近现代史领域中洋务运动等事件的评价及其历史位置升降，某种程度上都可说是这一进程的反映。另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五四”的弊病又被视为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从而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现代”方案都被认定为放弃自身传统、拥抱西方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这一论断又在1990年代与自欧美“旅行”到中国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殊途同归，并获得了后者知识和理论上的支撑。在这个方向上，一种较为温和的诉求是在中国内部重新发现“现代”的起源或某种属于中国的“另类现代性”，其激进版本则根本拒绝“现代”概念本身，而将传统/现代的对立转化为中/西之间历史道路的对立，试图从儒学等传统资源中找寻超克西方的可能。这两个方向在现实中往往是互相纠缠、难以清晰分辨的，但它们都必然以取消以“五四”为代表的某种“现代”内核为前提（尽管两者针对的“五四”面相并不尽然一致），作为其结果，就只能是曾经携带着巨大动能的“五四”自身越来越不被人们作为定位自身和想象未来的标尺，从而逐渐从思想舞台的中心淡出。

在过去的十年乃至二十年中，对“五四”的讨论不仅无法与1980年代生气勃勃、百家争鸣的局面相比，甚至与许多其他近现代史上的事件相较，围绕着“五四”展开的言说虽然具有高度规范性的外壳，在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上作出了坚实的推进，其内核却是相对沉寂的。就笔者浅见所及，近年来的五四研究大略存在（但不限于）如下几种取径：其一，搁置思想争议，回到历史现场，详细清理和复原“五四”发生时的具体语境[27]；其二，勾连晚清甚或前近代与“五四”，从传统、复古、延续而非断裂的视角来重新考察“五四”的历史根源及其可能[28]；其三，从全球史而非单纯中国的视角来考察“五四”的发生和影响，将“五四”放置在一战及其后果所造成全球网络中，研究思潮与行动的跨国关联[29]；其四，引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野，考察除以往受到重视的名家巨子和中心城市之外，不同团体、地方社会对于“五四”的介入和接受，以及具体的社会网络、传播机制等物质条件对“五四”所产生的复杂影响[30]。其他如思潮、人物、事件研究等传统取径上亦多有新作，在此不赘。毋庸置疑，这些新方法所带来的研究已经很大程度上深化甚至改变了我们对“五四”的传统理解，但同时应当指出的是，有关“五四”的基本问题意识似乎仍然徘徊在1980年代以来所划定的界限之内，能够对后者作出突破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那么，在“五四”即将迎来100周年之际，打破上述局面是可能的吗？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论及的，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对于“五四”的回顾、讨论和纪念，从来都不仅仅是“史实”的考订和挖掘，而且关乎我们如何定位我们自身在历史当中的位置。当代“五四”研究蔚为大观又难免陷入“碎片”化的特征，不仅是一代学风使然，而且很大程度上根源自我们对于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的许多前提仍然缺乏清晰的反思。当我们把摆脱革命史式的“五四”叙述作为不假思索的基本出发点的时候，一系列问题也同时被规避了：如果说革命史叙述中的“五四”形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颇，有选择性地压抑和弱化了某些原本丰富的面相，那么主导着当代“五四”研究的问题意识难道不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偏颇吗？我们今天是否还有可能去理解一个由文化、政治、群众运动、社会重造等等力量互相激荡而成的“五四”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气质，辨认出它所创造的一系列独特传统在20世纪中国的后续影响，而不仅仅把它当做某个启蒙现代的阶段性发展，或被政治力量所操纵的偶然事件？以上所论及的当然是一个需要大量学者的严肃后续研究工作来推进的任务，非笔者之微薄学力和本文篇幅所能解决。但本文仍希望稍作提请的是，回到并超越（而非简单重复）革命史叙事当中的“五四”论述（尤其是毛泽东的“五四”叙述），或许是一条可能路径。如前所述，以革命为核心的“五四”叙述的升降几乎支配了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并深深介入到政治、思想、文化等一系列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开展之中，我们今天的态度不应该是非此即彼、单方面的肯定或否定，而应对过去一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段内的历史形成更深刻和更具综合性的判断。我们可以追问的是，如果存在两种不同的“现代”，那么“五四”所开启的“现代”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在何种意义上不同于鸦片战争所开启的“现代”，又应在怎样的全球关系和世界想象当中来对它的特殊性加以定位？我们如何可能在超越某种实体化的“阶级”范畴的基础上，理解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差异？……这些仍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标示着“五四”仍是一个未完结的课题，而且从我们如何思考和面对这些问题之中，可能蕴含着我们面向过去和未来的多重可能。（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原刊于《东方学刊》2019年第1期，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经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袁先欣副教授授权发布。

[1] 参见《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67页

[2] 参见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308页，亦参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第75-76页

[3] 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53-454页

[4]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476页

[5] 同上，第476-495页

[6]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3页

[7] 参见微拉·施瓦支（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4-309页

[8] 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2-370页

[9]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页

[10]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3-34页

[11] 贺桂梅：《80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第13页

[12] 在1989年中国社科院组织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丁守和就针对“救亡压倒启蒙”论作出了批评。胡绳有关共产党与封建影响的讨论，其对立面之一也是李泽厚式的观点。参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胡绳：《“五四”与反封建》，收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31-34、45-55页

[13] 参李杨：《“救亡压倒启蒙”？对八十年代一种历史“元叙事”的解构分析》，《书屋》，2002年第5期，第4-13页；贺桂梅：《80年代、“五四”传统与”现代化范式”的耦合——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第6-18页；罗岗：《五四：不断重临的起点——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10页；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读书》，2016年第2期，第13-24页

[14] 杨念群：《“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3-6页

[15] 如在文学史写作中，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和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就把新文学的发生放置在1917年。在历史研究领域，林敦奎和荣孟源在1950年代中期也曾提出，应当将1840-1949整个地划为近代史。参见季剑青：《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再思考》，《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第58页；赵庆云：《论十七年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2期，第53页；荣孟源：《对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46页

[16]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1页

[17]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1页

[18]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言”第1页，第3、10页

[19]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此种调整同样源自王瑶本人，王瑶1986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谈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起点应该从‘现代’一词的含义来理解，即无论思想内容或语言形式，包括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都带有现代化的特点。”参见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83页

[20] 参见张海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7页

[21] 熊月之：《了却几代学人夙愿的鸿篇——读<中国近代通史>》，《求是》，2008年第2期，第62页

[22] 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1·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60页

[23] 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1·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80页

[24] 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11页

[25]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5-277页

[26] 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27] 典型的著作如陈平原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2010、2018年再版）。北京大学中文系纪念“五四”九十周年的学术会议论文集《重回现场：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王风、蒋郎朗、王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的标题亦可作为这一取向的鲜明表达。

[28] 如沟口雄三的论文《另一个“五四”》，收氏著《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三联书店2011年版），杨联芬著作《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夏晓红、王风编论文集《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等。

[29] 如日本学者小野信尔著作《五四运动在日本》（日本汲古书院2003年版），青年学者周月峰论文：《“列宁时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传入与五四后思想界的转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黄贤强、施彦论文《五四纪念在新加坡——以华文报章的报道和华社记忆为中心》（收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牛大勇、欧阳哲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

[30] 杨念群在著作《“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世界图书公司2009年版）中提出，“五四”研究过于偏重思想史研究，应引入社会史研究路径，但这一提法并非杨氏首创，实际上美国学者叶文心1996年的著作Provincial Passages: Culture, Space,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即可视作社会史视野在五四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研究领域的一次成功应用。近年国内亦有凌云岚著作《五四前后湖南的文化氛围和新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王奇生论文《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收氏著《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章清论文《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即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瞿骏论文《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等一批研究成果推出。此外，英文世界近年来两本有关“五四”的著作（Fabio Lanza, Behind the Gate: Inventing Students in Beijing, Columbia University, 2010; Shakhar Rahav, The Rise of Political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China: May Fourth Societies and the Roots of Mass-Party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也都可被视为社会史和文化史视角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