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文学研究 | 王中忱：后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的“独立”追求与学科建构

本文所说的“后五四”，既指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结束之后的历史时段，更指对“五四命题”的接续与回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潮纷纭，但把晚清以来再造中国、重建中国社会和个人的命题再一次问题化，可谓是共有的思路和愿景。而在“五四”之后，围绕怎样“再造”和“重建”，意见更为繁杂，论辩更为激烈，且表现在内涵更为丰富的各类社会实践中。以往的“五四”研究多把考察范围截止在所谓五四运动的“退潮期”，本文则认为，直至1930年代，“五四命题”仍在延续并不断引发深远的回响，“后五四时期”无疑可以也应该放在“五四”的谱系上进行分析和理解。

但本文主旨不在做整体的考察和宏观的概述，而把考察的焦点集中于清华，则不仅因为清华作为大学的正式起步实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还因为其第一阶段的学科化建设更展开于“后五四”的情景中，可作为从教育和学术领域讨论“后五四”问题的理想个案。而把朱自清作为主要的线索人物，则首先因为他人生道路的转折，恰好和清华学校由留美预备学校开始增设大学部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叠合在了一起，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构建清华中文学科之时，恰逢中国近代大学的知识生产和学科结构也进入了需要转折的时期，他们的构想和探索，由此也具有了远远超出一个学校的校史叙述所能涵盖的意义。

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朱自清1925年8月应聘到清华学校大学部任教之前的经历。尽管相关的年谱和传记，已对朱自清这段经历做了缜密的记述，但如何体认和描述他这一时期的心路历程，仍留有可讨论的问题。如所周知，朱自清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之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萌动，蔡元培出任校长推动北大改革的时期，直至1920年本科毕业，他恰好是在“五四”的北大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在此期间，朱自清参与新潮社的活动，参加五月四日的示威游行，加入平民教育讲演团，并开始了白话新体诗的写作，虽非五四风云人物，但肯定称得上活跃分子。1920年朱自清夏季走出北京大学校门，其实也就走进了“后五四”时间，他辗转于江浙的数所中学[1]，同时不断发表新诗和散文作品，为五四所开启的新文学增添了瓦石，也在新文坛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往的研究论及这一时期的朱自清，大都主要着眼他所从事的新语文教育和新文学写作，他作为春晖、立达及文学研究会同人的活动及其交往圈，亦即志在以文化教育活动改造社会的知识群体也由此得到了浓重的描述。

朱自清（1898-1948）

但这一时期的朱自清对以政治革命改造社会的运动并非毫无关心，且和相关人物有直接交集，却鲜少得到探究。如朱自清写于1920年12月28的诗作《送韩伯画往俄国》，虽然在文学史上常被提起，但习惯的解读仅仅把诗题人物“韩伯画”泛称为“有理想的爱国青年”，而不去追问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理想所寄为何是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查有关史料，韩伯画并非一般意义的赴俄留学，因为1921年7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负责人斯·达林推荐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名单里，就列着他的名字，他的身份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2]。朱、韩两人是怎样建立起交谊的？至今不知其详，但从诗里不难看出，朱自清对韩伯画赴俄的政治意义是了解且深怀期待的。在同一脉络上的另外一篇诗作《赠A.S》,已经被考证清楚是写给邓中夏的，朱自清自署写作时间为“1924年4月15日”，诗里写道：“去年的一个夏天大早我看见你/你何其憔悴”，表明1923年夏两人曾经见面，《邓中夏年谱》所记：1923年8月，“在团的‘二大’期间，会见由温州来南京的北大同学朱自清”[3]，或即据此。

但朱自清和邓中夏的交往并不限于北大读书时期的同学之谊，1921年11月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邓是五名介绍人里的第一位[4]。如所周知，少中学会揭橥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其成员思想多样，各自所持的改造社会构想亦不一致，学会的主干人物左舜生曾说，“到了民国十二三年之交”，少中同人“除掉少数仍本着他们作一个学会会员的本色依然埋首于学术的研究和努力于社会服务以外，在其余的大多数之间乃起了一回壮烈的理论斗争！”[5]证之以相关史料，可知左舜生的描述大体符合实际。少中学会内部的思想分歧，首先发生于“本色”会员亦即“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与“以政治改造为主要取向”的会员之间，后来则转化为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者与国家主义者之间的“斗争”[6]。而在朱自清加入学会之后参加的1922年7月杭州西湖年会上，前一种分歧已经以“本色”会员的声音消退而渐趋解决，所以，此次年会虽然没有在提出“对政治的永久态度”亦即宣示“主义”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但参会同人一道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谋军阀势力的推翻”。[7]其直面现实的政治态度可谓旗帜鲜明。此一时期学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尚处于合作状态，但观点的不同和交往的亲疏已显然可见，了解了这样的背景，自然不能把1923年夏季朱自清和邓中夏的会面仅仅看作是同窗叙旧，尽管没有直接史料显示他们所谈内容，但在朱的诗作里，可以明确读出对邓践行革命活动的感佩以及受到的感染：“在灰泥里辗转的我/仿佛被焙炙着一般”，读出对邓“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理念的共鸣。而邓中夏收到朱自清这首赠诗后即发表在自己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上[8]，显然也不是出自一般的私人之谊。

梳理朱自清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了解他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交集，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的那些政治隐喻诗，也有助于理解他思考人生道路的时代语境和历史脉络。1923年俞平伯解读朱自清的长诗《毁灭》，引用朱同时期的书信，说明此诗主旨在于表达作者刚刚确立的人生观：“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和“有积极意义的刹那主义”，虽为理解朱自清的心路历程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并未触及朱所说的“刹那主义”即要使生活“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9]之真意，至少未能理解朱所欲追求的“意义和价值”之内涵，他认为朱自清以此对“人生问题”做了“痛快透辟”的“解决”[10]，自然也显得言之过早。1924年9月17日，朱自清在日记上批评俞平伯以局外人态度议论当时的“战事”，称其“好似外国人一般”说话“不关痛痒”，这似乎亦可移到俞对朱诗特别是他的人生观的解读。在同一则日记上，朱自清继续写道：“‘到民间去’，‘到青年中去’，现在在我们真是十分紧要的！若是不能如此，我想亦有一法，便是‘沉默’”。文中用引号特别标出的两句，虽是五四以来流行的口号，也都与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颇有关联。1920年少中学会和曙光社、觉悟社等五个青年社团发表的《改造联合宣言》（《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即曾特别强调“到民间去”；而1923年在苏州召开的少中第三次年会则明确把“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间去”列为学会的纲领性口号。第三次年会被认为是少中内部“坚持学术取向的观点至此彻底失败”，学会主体向“政治活动团体转化”的标志性会议[11]。朱自清虽然没有参加这次年会，但写在日记里的回应，表明了他对学会方向转换的关切和认同。朱自清此时的内心矛盾在于知其当为而不能为，在日记里他把这归因为“家累”，到清华学校任教，结束了数年舟车奔波，获得了安定优裕的条件，无疑有助于解决“家累”之困，是其生活道路的一个重要转折[12]，但在人生之“意义和价值”的认定和践行问题上，朱自清显然还在困惑纠结之中，并未如俞平伯所说，已经获得“痛快透辟”的“解决”。

《少年中国》第 2 卷

而造成朱自清转职北方直接契机的清华学校，此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标志即为大学部的设立。一般被视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其实自成立伊始便没有把设立宗旨完全定位于培养赴美留学生。不过，开初该校主要是为了兼顾被选派留学之外的学生的出路，设置了能够使他们“升进”的相关学程和毕业制度[13]，到了1916年则正式提起“预备设立大学”之议，至1925年大学部和研究院开办，使几近十年的断续筹备成为现实。在这十年筹备的过程中，清华的办学目标和理念其实颇多变动，据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言，清华最初设定的蓝图“是要建设一个完全美国式的大学”，而“自‘五四’运动以后，民族思想发达，慢慢的注重中国公民教育，‘五卅’以后，国家主义风行，国人反对教会教育，而清华式的买办教育也在反对之列”，加之国内外的舆论也要求“创造一种中国式的理想学校”，清华才决意“建设纯粹中国式的大学”，把“养成中国式的领袖人才”树为目标[14]。邱文所述或许过于简约，但查检此一时期清华的官方文件，如1923年确立的《清华大学总纲》及1925年公布的《大学部组织及课程》，则可看到，强调“一国之大学，当有其对于一国之任务；一代之大学，当有其处于一代之特点”，标举“令学子了解中国之现状与其在世界上之位置，然后令其就各人之所长求得切实于实用之学术”，此一时期清华所提出的大学理念，确实洋溢着五四以来日益彰显的民族意识和时代色彩。

应和着清华创办大学的理念和构想，参与进入大学阶段的清华之建设的学人，也开始思考创建“独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学问，其时应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便发表了这样的论述：

在同一篇文章里，梁氏还言及中国曾经有过的“独立的成绩”及在“新学”谱系上中国的“落后”，描述了“我国近数十年与世界学问相接触”之后所产生的“‘不足’的自觉”以及“始自奋进于所谓‘新学’之林”的过程。梁启超认为，清季“曾文正、李文忠辈提倡新学数十年”，中国学问尚处于“模仿裨贩”阶段，但“自今以往，应渐脱离模贩时期，入于独立时期”。[15]

作为从戊戌维新时期即倡言“新学”的领袖人物，梁启超自己也曾属于“模仿裨贩”者，而在此时如此强调中国学问的“独立”，也许应该和他从“国民外交”的立场参与巴黎和会、考察一战后的欧洲写下的《欧游心影录》等经历联系起来考察。近年来的研究已经指出长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梁启超其实对五四学生运动起到过直接的促发作用，而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在后五四时期梁也不断在思考和回应着“五四”的思想命题，从前面所引的文字即可看到，他不仅从国家独立的角度论述“学问独立”的意义，也从“人类进化史”的视野强调其必要性，显示了一种开放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他之所以强调“清华当然要负一部分重要的使命”，无疑与其刚刚就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之职有关。梁认为，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进入了“第二期事业”，依照该校当时的条件，在若干领域担起“学术独立”之责任是能够做得到的[16]。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后来的历史表明，梁启超的论述确实预言了“清华第二期事业”的前景，而同为“第二期”清华学人，朱自清对进入大学阶段的清华怀持怎样的愿景？不得其详。因为他这时期写下的文字，更多是以诗人和散文家的笔触，描述自己对清华园风物和人物的感受。清华加办大学部的同时创设了研究院，后者首先引起热烈关注，而大学部的事业则要在稍后才有所展开，朱自清就职大学部后，很长一段时间被放在了边缘位置，他没有像梁那样放言宏论，既是性格使然，也是位置和条件决定的。

据1926年4月26日清华学校评议会记录，是日议决大学部设立十八学系，其中十一学系“现时即可为主系（即对于专修该科之学生已有完备之四年课程）”，而“其余各系只能为辅系”[17]。所谓十一 “主系”，按照记录所列顺序分别为：国文学系、西洋文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历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心理学系、农业学系、工程学系。

学系的设立，是知识分类和知识体制确立的体现。已经有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中国自19世纪中期开始大规模接触“西学”或曰“新学”以来，不同于既往传统的新型知识分类思想即伸展到了学堂和学校的科系及科目设置上。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创立的京师大学堂，1898年总理衙门奏呈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虽仅为粗略的纲领，亦可从中看到知识分类观念的变化。《筹议章程》之第二章《学堂功课例》首节言：“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把“中学”放在了“体”的位置，但在具体的“功课”设置上，则把中西学问均等切割，分置于“溥通学”和“专门学”的框架内，其精细的分科设学方式，显然更接近欧美和日本的近代大学体制[18]。此后，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1904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都延续了《筹议章程》的分科思路。和本文相关的“中文”或“中国文学”，在《钦定章程》里尚未以科目之名出现，而《奏定章程》里所列“文学科大学”之“中国文学门”， 则被后来的学者认定为“相当于现今学制的文学院中的中文系”[19]。但《奏定章程》设定的“分科大学”至1909年才进入实际组建阶段[20]，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文科大学设置的“中国文学门”开学，“中文”作为独立的学科始告成立[21]。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称国立北京大学，1919年12月，北京大学在“经教育部全国调查会议决、由本校先行试办”的前提下，由该校评议会通过《内部组织试行章程》，改原来的“学门”为“学系”，设五组十八系，“中国文学门”亦由此改称“中国文学系”[22]。

从以上简要的追溯可知，清华学校加设大学部时，中国的大学分科设学之体制已经成为既定的或自明的前提，其中国文学系与其他学系并立，并在1929年清华成为国立大学后与外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学系、社会人类学系共同统属于文学院，则意味着其学科的边界亦已基本划定，因此，国文学系设立后担任主任的吴在设计《国文学系发展之计划》时，并没有考虑到把学科的边界、特性作为需要论证的问题，他写道：

季剑青在考察新文化运动以来大学国文系的课程设置及由此表露出的文学观时，指出受“整理国故”风潮影响，中国文学课程大都“趋向于考据训诂与历史梳理”，而另一方面，传统的“辞章之学”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研寻作文之妙用”的目标下继续潜存，并且，此类课程的“讲授者多属旧式文人”[25]。吴在既曾就读于科举制度下的学校，亦曾留学日本，且在多家新学堂任教，也许称其为新旧过渡式的文人更合适。查其主持制定的“国文学系专修课程”，第一、二年级以古今诗选文选、文字学、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史哲政治类专书选读为主，至第三、四年则主要为诗、词、曲的总集、别集或专著，并特别提示：“无论必修选修每项均须练习撰作或考证”，表明其课程设计基本沿袭了当时通行的做法：以考据和辞章写作为并立的两轮。吴在的学科整体规划了无创意，他更重视的是“添聘教授”和“添置图书”，关于前者，他阐发说：“本系既为文学专科，自宜陆续添聘国中擅长文学之人为教授，庶学者得承名师之指导，成文学之专门”[26]。吴在特别提及新聘的教授杨树达和林义光—皆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字、文法和考释古代典籍见长的学者，称之为“绩学士”，而对同一时期到任的以新文学作家知名的朱自清却只字不提[27]，可知其心目中的“文学之专门”完全没有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考量在内。

朱自清应该没有参与吴在主导的学科和课程设计，杨振声回忆他1928年目睹朱自清在清华的处境，曾这样形容：“我到清华时，他就在那受气的国文系中作小媳妇！”[28]不过，从朱自清所写的文字看，此一时期他的内心焦虑主要并不来自校内的境遇，而是来自当时的社会政治动荡。已经有很多研究者讨论到，朱写于1927年7月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开头一句：“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即隐喻地指涉到国民革命进程中“国共分裂”后出现的严酷现实。商金林结合刊发此文的《小说月报》编者叶圣陶的编辑意图以及朱自清写于同年9月的《一封信》，认为《荷塘月色》表露了作者在国民党“四·一二”清党后恐怖气氛下的彷徨和苦闷，并指出，该文结尾一段出现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和《一封信》所写对“南方这一年多的变动”中不知踪迹的友人的牵念，都可以放在1924年朱自清写给邓中夏的《赠友》诗的脉络上解读，表露了朱对如邓中夏一样的“革命者”的同情和关切[29]。可谓是扎实有据之论。

邓中夏（1894年—1933年）

本文前面已经谈到，朱自清本来就对政治革命有所关心，1925年他北来清华任教，看似和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南下文化人走了相反的路径，但完稿于1928年2月7日的长文《那里走》表明，朱自清不仅一直在关注着南方的革命，且将之放在五四以来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其所做出的分析，显然来自长期的观察和思考。

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代。时代的界线，本是很难画出的；但我有理由从十年前起算这时代。在我的眼里，这十年中，我们有着三个步骤：从自我的解放到国家的解放，从国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引用者注）；从另一面看，也可以说是从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从政治的革命到经济的革命。我说三个步骤，是说它们先后相承的次序，并不指因果关系而言；论到因果关系，是没有这么简单的。实在，第二第三两个步骤，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说以前的九年都是酝酿的时期，过渡的时期，也未尝不可。在这三个步骤里，我们看出显然不同的两种精神。在第一步骤里，我们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学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骤里，我们要的是革命，有的是专制的党，做的是军事行动及党纲、主义的宣传。这两种精神的差异，也许就是理想与实际的差异。[30]

朱自清分析时代状况，分析不同阶段的革命性质，目的在于考虑如何安放自己的位置，或如《那里走》这一文题所示，考虑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朱以“三个步骤”和“两种精神”概括五四后的中国社会运动，且把后两个步骤归为一个阶段，称其“只包括近一年来的时间”，显然指的是发端于南方的国民革命。在描述后一阶段政治、经济革命所蕴含的“国家的解放”和Class Struggle亦即阶级斗争性质的同时，朱自清明显对这种革命的暴力性和专制性表示了疑惧，有的研究者由此把他视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朱不仅把Class Struggle视为 “世界的波浪”亦即不可回避的趋势和事实，且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把自己定位为petite bourgeoisie（小资产阶级），并对自己无力也无意“轧入Proletariat（无产阶级）”队伍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进行了痛彻的剖析。概言之，朱自清没有把“自我解放”时期的“自我”视为固定化特权化的主体，而是将之放置在“国家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情景中进行了重新审视。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此一时期的朱自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毋宁说他更接近他的朋友叶圣陶、郑振铎等人，属于诚实而温和的左翼知识人之群。

《朱自清年谱》 / 姜建  吴为公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 2010-11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那里走》一文里，朱自清虽然把思想革命和政治经济革命视为前后相接的阶段，但又特别强调二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他以“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比拟两个阶段革命的不同精神，显然注意到了二者并存的可能性及相互相对化的张力关系。从这样的脉络上来看朱自清的选择：“‘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能够体会到其中蕴含的积极意义。尽管朱自清本人反复申说自己选择的被动性，很多研究者也据此判定宣布了道路选择的朱自清自此便“遁入书斋”或幻灭退缩[31]，但细读《那里走》可以看到，朱自清不仅谈到 “新文学的诞生，引起了思想的革命”的经验，还认为新国学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一样，是“思想解放的两面”。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说，朱自清宣布自己以“国学”、“文学”为职业和趣好，其实也含有接续思想革命乃至重启思想革命的意愿。当然，由于有实际进行着的“政治革命”作为参照，朱自清不会把思想革命推崇到绝对化位置，他更多看到的是文学和国学“远于现实”和逃避政治的一面，甚至称自己的选择是“死路”，但认为在Proletariat革命时期无暇被顾及甚至要遭到破坏的“文化”或“文学”有复兴和建设的必要，这意识也潜存于《那里走》的文本深层。可以说，朱自清所谓的选择“死路”，和他以前的“刹那主义”一脉相承，虽然他没有为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文学做一句正面的辩护，却赴死般的决意践行，无疑是相信其中至少含有“刹那”的“积极意义”。他后来积极投身清华中文学科的构建，也应该放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

朱自清所宣布的志趣选择，与其在清华的处境亦不无关系。朱在清华大学部担任普通国文和李太白集、杜少陵集、古今诗选等课程，所授皆为古诗文，且要学生拟作，他在这一时期开始学习写作旧体诗词，即出自这种教学的需要[32]，至于他更为钟情的新文学写作，其时还不能进入大学课堂，所以只能称为个人的“娱乐”。朱自清本人应该没有想到，一个突然的历史机遇，使得他的个人志趣和清华中文学科的构建发生了密切关联。

1928年8月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这自然是起自南方的国民革命发展的结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校长罗家伦在就职演说时强调：“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33]。看似是对梁启超“学问独立”论的延续和阐发，其实更带有浓重的国家特色。把1920年代末视为中国进入“国家解放”阶段的朱自清对罗家伦的主张如何看，没有具体文字可以考察，但罗主长清华校务后朱的校内地位确实开始发生变化。罗家伦虽对清华原有的教授中曾对新文化运动中持反对立场的吴宓等一再表示自己“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但他的一批“五四”战友被引进清华并获得重用却是显见的事实。原来被边缘化的朱自清，就在这一时机，因旧日同学杨振声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中国文学系主任而被推到学科组建的前台。1948年杨振声撰文回忆当年的情景说：“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和我商量规定者多。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汇”。[34]

杨振声所说的“朱先生”，就是曾被吴在置之不顾的朱自清。查1925年9月首届清华大学部学生至1929年毕业时的名单，并无国文系学生。国文系从大学部的第二届学生才开始有自己的专业学生，入学和毕业时间分别为1926年至1930年[35]，推算起来，该届学生从通识课程进入专业学系当在1928年，也就是说，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一开始施行的专业课程计划，即是杨朱方案而非吴在方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吊诡的结局。

1929年杨、朱两人拟定的《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开篇即把“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作为问题提出，而不是像吴在方案那样将之视为自明的前提：

杨朱方案所标举的办系目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虽然简要到只有一句话，其实大有深意存焉。就在同一时期，杨振声曾发表过一篇演讲，历数国内大学国文系侧重古籍考订、版本校雠、文字训诂乃至编年分体的文学史等各类课程设置，统统斥之为“非文学也”。可谓是对其“目的”的详细说明[37]。参照这篇演讲，可知杨朱设计方案时着眼之大，并不限于一个学校的科系课程，而是针对全国的国文学界，意欲提出扭转时风的新型课程体制；亦可知他们所说的“文学”，并非中国传统学术中含义广泛的“文”，而主要指的是作为“表现上之艺术”的文学，亦即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确立的狭义的文学。要言之，“创造新文学”而非一般意义的“文学”，才是杨朱方案的关键词和主旨所在。

1931年，作为杨振声离职后的清华中国文学系代理主任，朱自清撰写本系《概况》，开篇即明确表示对杨振声办系理念的坚持：“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同时，朱自清把杨振声在演讲中对国内国文系现状的批评，也写到了本系的《概况》里：“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所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

杨振声（1890-1956）

很明显，几年前朱自清所宣布的“‘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在此已经有了变化，他不仅认为“文学”亦可以为业，还要把“新文学”提升到大学课程的主干位置。针对“有人说大学不能研究当代文学”的观点，朱自清在《概况》里进行反驳：

一向以性情温和著称的朱自清，在学科《概况》这类公文文章里，居然不惮使用激烈的辩驳言辞，应该不无缘由。检视当时中国大学中文学系的相关方案，把“新文学”直接写进学科纲领，本就属于有悖常规之举，何况将之推举到如此重要位置？可以想知，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朱自清应该都感受到了阻力和压力。季剑青注意到，清华校内同人对杨朱方案持质疑态度者不乏其人，由研究院导师转为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陈寅恪就是其中的一位[39]。1931年陈在纪念清华建校二十周年之际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以“本国学术之独立”作为标准，考察“全国学术现状”，检视中国学术已有成果的水平。陈持论严苛，直言不讳，在他看来，不仅中国的自然科学界对“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人文学界对“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难能可贵”，甚至认为：“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疑若可以几于独立，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谈到国语国文，陈寅恪说：

虽言辞委婉，但对杨振声、朱自清办系宗旨的批评已表露无遗，其中所举“外国大学之治国文”之例，或许就是引发朱自清强调中国大学不宜“以欧美大学为标准”的原因之一。陈寅恪所构想的“国文”，以“人文主义之教育”为指归，着力点在“通解与剖析”，自然会倚重既有典籍，而非新文学的创造。1932年，陈应因时任国文系主任的刘文典之请，为出入学试题，随即作《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对对子之意义》等文，阐发中国语言、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应取之路，并为国文系讲授“佛教文学”课程，从一定意义上，可谓是其“国文”构想的实践。

但杨振声、朱自清所主张的“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以“创造新文学”突出“我们”的主体，挑战欧美大学的标准，和梁启超、陈寅恪强调中国学术争取“独立”于世界之地位，其实是目标相同，取径有异，自然也存在协调的可能。有研究者描述清华国文系因办系宗旨、课程设置引起的同人分歧时说，陈寅恪和刘文典等人“根本不认为大学国文系应偏重新文学。在他们眼中，‘新文学’还不具备作为学术对象的资格”[41]，似乎过于看重了分歧而忽略了清华中文学科同人们在争论中协调进取的一面。1931年朱自清赴欧洲游学，刘文典继任系主任，他在阐述本系“组织内容与目的”时说：“我们国文系的使命，实在非常重大。一面要努力研究旧文学，以求了解我们民族的真精神，和他固有的优点，一面又要望新的方面创造，求这个精神发扬光大，此外还要介绍东西洋学者”[42]。总体看来，维系了杨朱方案的基本方针。1932年11月清华中文系教授会通过《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一般认为是对杨振声朱自清方案的修正，有学者甚至认为清华中国文学系由此回归到了一般大学国文系的“通常”状态[43]。细查这份改定课程目录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史课程确实明显加重，并增加了“国学要籍”，但“新文学研究”及“诗歌、小说、散文习作”课程仍然列在其间，也可说是杨朱方案的延续[44]。

从某种意义上说，1932年《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后清华中文课程的变化，也是杨朱方案内在矛盾和内在逻辑促成的结果。如同杨振声本人谈到的那样，他们方案最显著的特点其实是“通”：“新旧（或古今）贯通”和“中外融汇（或汇通）”。前者亦即“新旧文学的贯通”虽然仅仅表现为中国文学内部的时段延展，但因为当时的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大都把“新文学”排除在外，所以，杨朱方案对“今”的强调会特别引人注意乃至让人误解，但从方案所列课程明显可见，他们并没有把“新文学研究”一类的课程等同于学科的目的本身，所以实际上课程设置“还是旧的方面占大部分”。1932年9月欧游归国再任系主任的朱自清，确实停开“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歌谣”课而开始讲授“陶诗”和“中国文学批评”，在他署名的1934年度、1936年度《中国文学系概况》里，也没有再提“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这一口号，但细读朱自清所写的《概况》则可看到，“文学创作”仍然列在其间，并特别强调，研治中国文学，在考据的同时，更应该在“鉴赏与批评方面做功夫”，认为这“是现在人的责任”；指出学习“国学要籍”首先应通过“诵习涵咏”打基础，深入的研究则须借助和西洋文学的“比较研究”来获得“新眼光”和“新方法”。要言之，在这两份《概况》里，“创造新文学”的精神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深深浸到了对长时段的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同样，“中外融汇”的理念也没有被放弃，而是被编织到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内在理路上。浦江清说朱自清能够“使新旧学术平衡发展”[45]；杨振声说：“我离开了清华，朱自清先生继任系主任。课程虽有损益，但我们商定的中国文学的新方向始终未变”[46]。放在这样的脉络上才可以体会。

1930年代清华中国文学系办学理念和宗旨的变与不变，也许需要更缜密的学术史考察，而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自那时起，朱自清等清华学人仍然在不断地思索中文学科的建构问题，直到1947年，朱自清还支撑着病体，整理闻一多先生的遗作《调整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外国语文二系机构刍议》，并专门撰文支持闻一多先生组建包括中文外文在内的新型文学系的构想 。杨振声曾慨叹闻、朱两先生提出的方案，因为他们的相继去世而成了无人推行的遗愿，其言痛切感人。当然，两位先生所提方案是否适合施行，本来也不无可商。比起他们所提的方案，也许是他们立足本国文学的创造，着眼人类知识的发展，真诚反思既有学科结构的精神，才是更值得珍视的学术传统。在今天，在学科建设几乎等同于数据统计和名次排比的时候，回望杨振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等学术先辈曾经的探索和努力，也许会促使我们认真想一想，什么才是学科构建的真问题。

2019年4月21日，写毕于清华园

文章原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经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王中忱教授授权发布。

1. 朱自清 1920 年 5 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暑期就职于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翌年暑期受聘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扬州）、中国公学、后来又在浙江省立第六师范（台州）、省立第十中学（温州）、省立第四中学（宁波）、白马湖春晖中学等校任教。参见季镇淮编著《闻朱年谱》115—127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8 月。另参见朱惠民《朱自清在宁波事迹考》，《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 2 卷第 2 期，

2.参见共产国际执委远东书记处斯·达林《致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申请书》

（1921 年 7 月 13 日），引自《俞秀松纪念文集》，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3.冯资荣、何培香编著《邓中夏年谱》，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年 11 月，第 155 页。

4. 参见《少年中国学会消息：新加入会员》，《少年中国》第 3 卷第 5 期，1921 年。据此则消息记载，介绍朱自清入会者为“邓仲澥、陈仲瑜、刘仁静、苏演存、左舜生”。

5.左舜生：《王光祈先生事略》，《国论》第 2 卷第 2 期，1936 年 9 月。

6.参见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从最初的理想认同到政治思想的激烈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01 年 5 月。

7.参见《1922 年杭州大会记略》，《少年中国》第 3 卷第 11 期，1922 年。

8. 朱自清的《赠A.S》最初以《赠友》为题发表于《中国青年》第 28 期（1924 年 4 月 26 日），收入诗文集《踪迹》时改题，而 A.S 是邓中夏当时所用名字“邓安石”后两个字的英文缩写。

9. 朱自清：《致俞平伯信》（1922 年 11 月 7 日），引自《朱自清全集》第 11 卷 125 页。

10.参见俞平伯《读<毁灭>》，《小说月报》第 14 卷 8 期，1923 年 8 月；。

11.参见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从最初的理想认同到政治思想的激烈论争》，第 54 页。

12.有关朱自清到清华任教事，俞平伯曾说是由于他因故未到该校就职，“便介绍了朱先生代替”。参见萧离

《俞平伯先生所认识的朱自清先生》，《平明日报》（北平）1948 年 8 月 26 日，引自徐强编《长向文坛瞻背

影—朱自清纪念七十年》133—134 页，扬州：广陵书社 2018 年 10 月；季镇淮《闻朱年谱》1925 年 7 月亦

记云：“北京清华学校加办大学部，成立国文系，俞平伯先生推荐先生为该校教授”。但朱自清 1925 年 9 月

4 日《致胡适信》写道：“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朱自清全集》第 11 卷 153 页），可知胡适亦是重要的推荐人。

13.参见《外务部呈明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缘由》（宣统二年十一月/1910 年 12 月），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1，目录号 1，案卷号 3，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 141 页。

14.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清华年刊》1927 年，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一），第 272 页。

15.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周刊》第 350 期，1925 年 9 月。

16.梁启超：《学问独立与清华第二期事业》，《清华周刊》第 350 期，1925 年 9 月。

17.《清华学校第一次评议会开会记录》（1926 年 4 月 26 日），清华大学档案全宗号 1，目录号 2—1，案宗号 6:1。

18.参见《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清单）》（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引自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 1928 年，133—159 页。据该书编者注，此奏文及《章程》拟稿者为梁启超。

19.参见陈国球《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江海学刊》2005 年第 4 期；另参见同氏《文学立科--<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文学”》。

20.参见《牌示分科大学之预备》，《直隶教育官报》1909 年第 2 期；《京师分科大学之设备》，《浙江教育官报》1909 年第 7 期。

21.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言：“与现在的北大中文系紧密相关的大事，发生在 1910 年 3 月 31 日。这一天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全校分为 7 科（相当于学院），

每科下设若干门（相当于系），文科中设立 2 门：‘中国文学门’（简称‘国文门’）和‘外国文学门’，学制4 年。这时的科、门不仅是课程设置，也是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了”。同书第 5 页。

22. 参见《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八年十二月三日评议会通过），《北京大学日刊》第 505 期，

1919 年 12 月 6 日。据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言，此“试行章程”有关学系的“分组”，

“不再有行政制度上的功能”。同书第 25 页。

23.参见《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80 期，1929 年 6 月 14 日。

24.公之：《国文学系发展之计划》，《清华周刊》第 27 卷第 11 号，1927 年。据《清华一览》（1926）所收

《清华学校教职员表》，吴在：国文教员，字公之，“江苏上海人，廪贡生，日本东京师范生，历允上海竞业中学校校长、女子文艺专修社社长、务本女塾南洋女师范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体操科教员……”等职务。

25.季剑青：《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3 月，第 16、25 页。

26.公之：《国文学系发展之计划》，《清华周刊》第 27 卷第 11 号，1927 年。

27. 朱自清是 1925 年 8 月来清华学校任教的，杨树达则于翌年 6 月 30 日始“应清华大学聘”。杨氏《积微

翁回忆录》1926 年 9 月 7 日条记云：“赴清华大学就职，始识朱佩弦（自清）”。

28. 杨振声：《纪念朱自清先生》，《新路》第 1 卷第 16 期，1948 年 8 月。

29.  参见商金林《名作自有尊严—有关<荷塘月色>的若干史料与评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

12 期。

30.朱自清：《那里走—呈郢萍火栗四君》，《一般》第 4 卷第 3 期，1928 年 3 月。

31.参见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年 11 月，第 64 页；陈孝全《朱自清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第 83—84 页。

32.参见《清华年刊 1925—1926》第 36 页；季镇淮编著《闻朱年谱》第 130 页。

33.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引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 199 页。

34. 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上海：《文学杂志》第 3 卷第 5 期，1948 年，第 35 页。

35. 参见《一九二五年入学大一新生名单》、《国立清华大学第一级毕业生一览》、《一九二六年入学大一新生名单》、《国立清华大学第二级毕业生一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1 年 3 月，第

781—792 页。

36.《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收《国立清华大学学程大纲—附学科内容说明》，1929 年。

37.《清华中国文学会有史之第一页》，《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 22 期，1928 年 12 月 17 日。杨振声的演讲摘录于此文中。在演讲中，杨阐述文学的研究对象时曾做了一个注释说：“所谓研究者，特别注重研究文学表现上之艺术”。

38. 朱自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第 35 卷第 11/12 期《向导》专号，1931 年 6 月 1日。

39.季剑青：《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 》，第 39—40 页。

40.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国立清华大学廿周年纪念刊》，1931 年。

41.季剑青：《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 》，第 39—40 页。

42.参见刘叔雅先生讲《中国文学系》，《清华暑期周刊》1932 年第 2/3 期“各系之组织内容与目的”栏。

43. 季剑青：《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3 月，第 40 页。

44. 参见《中国文学系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系教授会议决》，《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32 年 12 月 2 日。

45. 浦江清：《朱自清先生传略》，《文学杂志》第 3 卷第 5 期，1948 年 10 月。

46.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上海：《文学杂志》第 3 卷第 5 期，1948 年，第 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