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创作谈 | 董夏青青： 收拾精神，自做主宰

在4月16日晚举办的“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2021）颁奖典礼”上，青年作家董夏青青作为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的“清华大学青年作家工作坊”首期成员，受邀参加活动，并与现场师生分享创作经验，以下为发言实录。

很荣幸能受邀参加这一届的“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颁奖典礼，并作为嘉宾发言。首先，向各位获奖的同学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本科时，我在中关村南大街上的原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夏天，会跑来清华大学看荷花，羡慕走在校园里的每一位清华学子。直到2018年7月，我有幸参加了由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收获》杂志社共同主办的“2018清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才体验到在清华校园里听文学课以及谈论文学，是一件多么振奋和幸福的事。

现在回想，2018年的那个夏天太珍贵了。没有疫情，也没有世界性的紧张感。我在课堂上听格非老师讲康拉德时谈到地球无限性的消失，说作为一个文学性象征，大海已经不再代表无限，而与精确的地缘政治相关联，人们正面临着海洋秩序、数码秩序以及生命秩序的争夺，但当时的我还未把格非老师谈到的这些，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挂上钩；那时，西渡老师在课上说，每每听到同学离世的消息，就觉得自己跟世界的关系正在某一刻变得疏离。而当时的我也不会想到，仅在两年后，我就要写下一篇关于牺牲和理解牺牲的小说。非常具体地体会到格非老师在课上说的那句话：“必须有一个沉念在心中，否则都是游词。”

前年，我在前线采访时认识的战士当中，有一名老家甘肃的士官，为了给自小体弱多病的妹妹治病，供妹妹读研究生，而自己中断了本科学业，参军入伍；有一名特战旅班长，用湖南的家乡话告诉我，他父亲曾经外出务工，受工伤后回家一直卧床养病，家里越来越穷，被同村的人看不起。父亲曾对他说，自己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儿子在部队干出个人样来，让家里人能在村子里抬起头来。为了给父亲和家庭争得荣誉，这名班长凡事冲在最前，他说因为自己岁数大，已经错过了考学提干，为此，他珍惜每一次冲锋的机会……

我还认识了一名排长。在一次事后登上新闻的对峙冲突中，这名排长的一条胳膊和一条腿被打断了，头破了一直流血，徘徊在失去意识的边缘。后来援兵到了，清理战场时，这名排长被人绑在两个拼起来的盾牌上，抬进了医疗帐篷，之后又由直升机运送下山。执行任务时山里没信号，他的手机也在行动那天被摔碎了。但联系不上孩子，排长的父母焦急无比，他母亲急得通晚失眠，然后邻居就给他们家介绍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您儿子在西北方向，受了皮肉之苦但还在喘气。这句话，让他母亲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去年年初，一直躲着不和父母打视频电话的排长终于回家休假，在机场，母亲一看见他走过来就蹲下大哭。排长说，可能我和战友们朝夕相对，也不觉得自己晒得多黑、身上的伤疤吓人，可是一回到家照镜子，就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但经历的种种，除了战友，他们对身边亲人一个字也不能提及。他说在家的某一天，当他蹲在步行街的麦当劳门前吃冰淇凌，看着行人来来往往时忽然觉得，这一年里，他们所经历的种种是否被人知晓、理解和尊重，并不值得计较，重要的只是去做、去行动以及去记住已经离开的人，并坚定地保护这些记忆留下的情感，保存应当由我们负起责任来保存的记忆。如此一来，就像西塞罗所说的，“虽不见友，而其音容如在眼前，虽有需求却不感缺乏，虽应虚弱却依然强健，更难言诠的是，虽死犹生。”

写作这篇小说期间，我翻看了18年7月17号，杨立华老师给我们讲课的笔记。杨老师说，只要你是作为人的存在就一定具有主动性，人的主动性就是超越和改变，而把生死看作分内事和等闲事。

在2018年后至今的这段时间，我总会问自己，文学最大的功用是什么？我想，在面对接踵而至的种种对于人的考验，写作首先就是沟通和理解。一方面是我们选择了写作这种生活，另一方面写作也引导、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写作让人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让我们得以接近平时接触不到的人和事，唤起共情与共识。疫情期间，写作和阅读甚至成为我们与世界往来最直接的方式，我们正是通过写作和阅读走向开阔之地。当资本、科技、疫情“让人与人之间链接的可能性越来越聚焦在空间、资源的竞争与倾轧上”，一个人对另一个具体的个人越来越没耐心，有时候甚至一个家庭内部也是如此时，文学抚慰人心的功能也更为凸显，有时几本好书、一封书信，即是最切实的安抚和慰藉。钱穆先生说，“心走向神，走向物，总感得是羁旅他乡。心走向心，才始感到是它自己的同类，是它自己的相知，因此是它自己的乐土。”而“心走向心”这一看似简单的壮举，很多时候都是依靠文学来实现的。

我曾在北疆伊犁见过哈萨克族的驯鹰人，在哈克萨族老乡们看来，只要鹰还在空中飞翔，他们的勇气和力量就不会枯竭。而对于人类而言，只要故事和讲述故事的决心还在，精神与文明的血脉就在，于困境中“收拾精神，自做主宰”的那份魄力就永远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