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研究工作坊第六讲:近二十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23.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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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邀请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铃木将久教授就近二十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状况做了一次学术讲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老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老师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周展安老师与铃木老师展开了对谈。两国学者在“越境”与“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新的展望。

 

铃木将久教授系统性地介绍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变迁。1930年代,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诞生,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正面介绍了同时代的中国文学。50年代,日本战败和中国革命的成功让日本学界希望通过文学了解中国,此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进入黄金时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迎来改革开放,中国学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随之变化,日本学界也积极呼应中国学界。同一时期,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意识形态淡化的趋向,研究目标从了解中国革命向规范学科建设转变。铃木教授强调,意识形态的淡化和对学术规范的重视让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学科化、学术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但也因此失去了与中国人民的精神连结。

 

铃木教授特别提到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着注重资料的传统,他对此种传统的历史原因作出了分析。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日本诞生时,中国古典典籍的研究是学术界的主流。二战以后,面对中日断交的客观状况,日本学者希望通过资料来接近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进入80年代后,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学界更加强调学术规范,资料工作也就越发重要。在80年代初期,日本的图书馆对中国资料的收集比较完整,而中国国内图书馆还未完成许多资料的整理,因此,80年代的日本学者投入文献资料工作除了通过资料接近中国现实之外,也与中国学者的研究产生良性的互补关系。但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数字化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大量的资料向研究者敞开,研究者可以通过检索功能阅读到大量资料。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细读原件,利用高质量的少数资料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因而亟需调整。

 

在梳理完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成果后,铃木教授着重介绍了该研究领域自80年代开始的新动向。整体而言,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都发生重大转变,如果说前一代学者是通过文学研究了解“中国”,那么80年代的学者则更强调在学科规范前提下研究“文学”。

 

在研究方法上,即便同在鲁迅研究领域,两代学者也有不同的侧重。上一代学者(如竹内好、丸山昇等人)往往以作者本人为支点研究鲁迅精神的核心,而80年代以后的学者不再聚焦于鲁迅本人,而是将时代环境、文化传统、文本资料、人际交往等因素作为新的考察对象。在八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中,藤井省三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讨论鲁迅的现代性;丸尾常喜注意到鲁迅文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复杂渊源;北冈正子、代田智明和长堀祐造注重考察鲁迅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秋吉收则从鲁迅的人际交往考证了鲁迅文本的细微之处。这一时期,鲁迅研究仍是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志,80年代的学者承接了上一代学者对文献资料的重视,同时又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拓展鲁迅研究的广度。但是,从这时开始,日本的鲁迅研究不再关联中国革命的经验。

 

在研究对象上,从80年代开始,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周作人与张爱玲。铃木教授认为,研究对象转变的背后存在多种原因。80年代以后日本学界对周作人的关注不仅由于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与日本文学的底色存在复杂纠葛,还由于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淡化为重新讨论周作人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相比周作人研究,近二十年的日本张爱玲研究更为清楚地反映了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动向。日本张爱玲研究的兴起与中国大陆80年代的张爱玲热基本同步,进入21世纪后,受到国际研究界的影响,女性主义成为日本张爱玲研究的重要视角。

 

除了作家作品之外,铃木老师还提到了近二十年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的新领域,这些领域大多受到文化研究潮流的影响,其中取得最大成果的是电影研究。由于80年代是中国电影的崛起时代,第五代导演的成果受到全球电影界认可,日本的中国电影研究者通过“表象研究”的方法,运用文本分析法探究电影镜头,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例如,白井启介通过大量报刊资料和田野调查,探索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作为产业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菅原庆乃通过探索近代上海“电影观众”形成的过程,研究都市上海的现代性。总体而言,近二十年日本的中国电影研究一方面致力于通过电影认识中国的现况,另一方面也与同样从事电影研究的海内外学者保持学术上的互动。

 

在梳理完近二十年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动向后,铃木教授就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展开讨论。他指出,日本早期对台湾、伪满洲、朝鲜半岛等地区的研究与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形成的密切对话关系,使后者超越了中国大陆的范围,提供了以东亚视野思考问题的可能。近二十年,日本的殖民文学研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经过后殖民理论的冲击,研究者有关“殖民”的理解发生变化。同时,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也变得多元。他指出,早在1960年代,尾崎秀树的相关研究就已经表明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没有刻意区分中国与日本的国界。而在新世纪后,更多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则开始关注日本作家的海外经验,研究发生在日本本土之外的文学活动。

 

最后,铃木教授总结,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本学者尚未找到新的研究范式,在探索未来新方向时,不仅需要继承并激活此前的丰富遗产,还需要消化邻近学科的突破性成果。

 

在对谈环节,贺桂梅教授、罗岗教授和周展安副教授结合中国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铃木将久教授进行了对话。贺桂梅教授认为,铃木教授提到的资料问题很有启发价值。国内近年来,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等学科都重新关注资料的重要性,日本的中国现代研究对资料重视的突出特点也可以反过来为当下的中国提供参照。在数字化的前提下,如何推进新的研究?这是中日双方都共同面临的一个挑战。罗岗教授认为,全球性的数字人文兴起,使人文学术都有一个“资料库式的转向”,近二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专业化、学术化、国际化的趋势。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对这一变化做出回应。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重视资料外还有一个重视理论的传统,这里的理论并不能被简单处理为一种文学理论,而应当理解为一种广义的理论关怀。在数字人文的潮流中,文献资料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理论的传统也应当被继承。

 

在对谈环节,中日两国学者最关心的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方法,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以及重新发现“中国”。贺桂梅教授认为,何谓中国现代文学这一问题涉及到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日本殖民地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即不是两个固定的国族主体在对话,而是在世界总体性的沟通交流中,思考中国如何成为中国,日本如何成为日本。由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丰富遗产需要得到重视,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研究者们对中国革命的讨论方式。因为他们不是在民族主义的意义上关注中国或中国现代性,革命的国际主义视野使他们的讨论天然打破这种僵化的民族主义,或者日本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框架。

 

罗岗教授认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个竹内好开创的传统,即对外国的文学研究实际上内在于日本的思想。这一传统对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起到了某种参照、甚至是警醒的作用。但问题在于,应该如何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处理上述传统和今天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他还指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国际化这一命题也需要被问题化。所谓的国际化是由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或区域研究所设定的,但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有自己的个性。

 

周展安副教授认为,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中国的现实就有相似性,借此可以反思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的研究者既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展脉络的内部,也在其外部,即试图将其把握为一个客观的知识对象。这意味着20世纪中国历史经验的景观化,并在近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则表现为过重的方法论负担。

 

撰稿人:廖媛苑、冯佳诚、张馨月、周梓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