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文学奖获奖感言——三等奖获得者莫家楠

在座老师们、同学们以及文学爱好者们，大家下午好。

我是来自新闻与传播学院七字班的莫家楠，我的小说《稻禾深处》获得了此次朱自清文学奖的三等奖，我感到十分荣幸。

我是在今年夏天完成这篇小说的。小说是虚构的，但它表现的人物、传达的情思、展现的风情，全都来自于我的故乡：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我在那里度过了十八年。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来北京读书，是我第一次离开黔东南州。我是侗族人，我们那里的人种水稻，四月播种，五月插秧，九月收割，冬天在田间撒下油菜籽，春天一田田的全是金灿灿的油菜花。日子就这样在田野间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插秧后，人们就会把草鱼放入田中，任它们在秧苗间自在游动。水稻吐稻花的时候，人们就把吃饱了稻花的草鱼捉来做腌鱼。我记得小时候，我喜欢搬个小凳子看着我的父亲杀鱼，这是我童年里印象极深的一件事。

家乡人还喜欢唱歌，当地流传着一句话：“饭养身，歌养心。”唱歌对我们很重要，去年有一个村的人犯了很严重的事，搞坏了名声，县政府除了一般的责罚外，还取消了这个村三年内参加歌会的资格。

这篇小说其实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情书。里面的人物流淌着的是我家乡人的血，那个村子就是我生活的村子。红色的土地，孕育出了这样一群喜欢吃酸食、喜欢唱歌的生命。

我一直相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优秀的作家，都会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既包括中华民族这个大概念，又包括地方文化这个小概念。《巴黎圣母院》的世界和《红楼梦》的世界是不同的；哪怕是国内的文学作品，《白鹿原》表现的黄土高原风情与《草房子》中的苏北农村风情也各有各的魅力与特点。我也一直想写一篇这样的小说，也许目的性太强，导致有些情节的处理比较生硬。

最初，这个故事只是以一个场景的形式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初夏的傍晚，一轮红日被马车驮走，在天边与远山完美相切，它洒下的金光罩在炊烟袅袅的村子上方。一个小男孩儿坐在村口的田埂上看着夕阳西下，绿汪汪的水田包围着他。

后来，越来越多的素材在我脑海里积累，我的大娘、我的外婆、村里的杨木匠——我的家乡人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再包裹上侗族人特有的文化环境，最终形成这篇小说。

主人公祥子，是一个在黄土高原土生土长的孩子，因母亲改嫁而不得不来到继父所在的云贵高原生活。自然环境的不适应、对侗族文化环境的陌生以及对继父的抵触，使他与新家格格不入。

祥子，是“我”的一部分。我们村离县城不远，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我亲眼目睹，吊脚楼被一栋栋水泥房取代，人们嘴里哼唱的从侗戏变成了流行歌曲。而许多民俗在我出生前便已消失，如文中描写的抢婚、行歌坐月，我是我这一辈人中少有的会说侗话的人。每次来到侗族文化保存得比较好的我的外婆家时，我表现出一个异乡人才有的新奇。

我和侗族文化之间，有一种割裂感。就像祥子一样，我有时会以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观望着这片我从小成长的土地。我热爱着孕育我的故土，但又觉得我一直在它的周边游走，从未真正抵达它的内核。我很迷茫。乡村在振兴的同时，也洗涤掉了地方独有的文化烙印。这些烙印包裹着的东西，叫做乡愁。

侗族文化的流失不是个例。秦腔、三峡号子、花鼓戏等传统民俗，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拥有着文科生强烈的人文情怀，我对传统文化的落寞很是敏感；看着它们一点点成为历史，我很痛心。这也是我这篇小说想表达的东西。

张嘎老所代表的就是这一类凝结着乡愁的文化烙印，他其貌不扬、让人没有亲近的欲望，但当你真正与他产生联系，你的心就会被触动。在小说的结尾，他死了。他的死去不是为了煽情，而是我想表达乡愁在城镇化的车轮下已被碾成粉末，飘散风中，无可寄托了。

近年来大热的部分小说给我一种空中楼阁的感觉，反映小人物命运或传统文化的作品少了。我希望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人们能回首观望一下那些要被我们遗忘的传统文化，希望文学工作者在创作中能念起脚下的土地。谢谢大家。

感谢莫家楠同学对本文的授权。